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一名年仅25岁的工程师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去世。华为公司一员工将胡新宇的死讯公布到网络论坛，并说明死因是“加班累死”。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
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猝死在出租屋。此前4天，她的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逾22小时。她生前常提到自己“想好好睡上一觉”。
大体可以肯定，这两位人士的死亡，属于典型的“过劳死”: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人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导致死亡。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似乎都有“过劳死”现象。中国古代有一个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描述的恐怕就是过劳死。不过，在古人那里，这却是一个褒义词，在道德上是值得肯定的。清官、好官如果是过劳死，可以得到人们格外的尊敬。若干年前的媒体，也总喜欢报道劳动模范或英雄人物是如何为科技攻关、为服务公众而苦干几天几夜，或者某某领导人房间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媒体宣传这些，为的是让所有劳动者都学习这些模范事迹。
然而今天，舆论却似乎变了。过劳死突然成了一个令人愤怒或悲愤的社会问题。推测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今天的过劳死者，不再是为国家工作，而是为私人或外商企业工作。一个人为国家鞠躬尽瘁，人们会觉得，这些人是值得表彰的；而供职于私人或外商企业的员工，因为长期加班或超负荷劳动而导致过劳死，人们立刻会谴责，这些企业主在残酷剥削员工。
进一步推测，人们的情感之所以如此不同，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一个人为国家鞠躬尽瘁，应当是出于自愿的，是高尚的道德促使那个人那样做的。相反，当一个人供职于私人、外商企业的时候，是绝不会有这样高尚的道德水准——在私人企业中，员工都是消极的、尽可能地逃避工作。然而，现在某个员工竟然那么拼命工作，加班加点，那他肯定是被强迫的。强迫他人为自己的利润劳动当然是贪婪的、无耻的。
这种想法可能有道理，但至少未必普遍适用。假如你去问从上个世纪50－70年代过来的日本人，他们未必承认自己是被老板逼迫的。同样，人们普遍承认，陈逸飞是过劳死，但恐怕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逼迫陈逸飞。在这之前，一位家财过亿的民营企业家王均瑶也因为劳累而英年早逝，他又是谁强迫的呢？
去年陈逸飞去世之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等实施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218人中，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人则超过20％。而75.1％的中青年人对拼命工作甚至“过劳死”的人表示理解。不少人说，只要奖金足够高，可以选择每天工作15个小时。很多人的信念是，趁着年轻多挣点钱。
应当说，这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工作伦理”，这种伦理在中国源远流长，祖祖辈辈的家庭与公共教育就包括勤奋工作。中国人在方方面面的成就，包括这20多年来的经济奇迹，端赖这种工作伦理。日本战后的发展奇迹，也是日本人玩命工作的成果。而欧洲经济之所以丧失竞争力，与其工作时间不断缩短、人们缺乏工作热情有极大关系。
或许可以说，过劳死的根源，也许是我们文化中固有的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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