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事件的持续热议，表面上表现出大众对私营企业主（家）的命运以及中国
金融制度变革的期待，而其背后，则关乎中国改革能否持续进展的问题。想起当年一群学者试图通过翻阅马列著作来证明雇用八个人是否算剥削的“严肃”时刻，以及30年来众多
企业家的沉沉浮浮，无一不纠缠着进一步改革的方向问题。而这些事件的大部分后果，都如同一百年前清政府对康梁的态度——不用其人，而因其政。事件当中的人，大部分为进一步改革“牺牲”了，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某一项事情的变革。
从总体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在持续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对内放权。所谓改革，其实就是逐步还权于民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权利的回归，有时候是上位者主动行为的结果，但大部分是来自民间的汹涌力量持续推进的结果。在这其中，私营企业主（家）基于个人权益和财富增长的需求，对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求和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当年的国退民进还是近年的国进民退，皆可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的典故来描述。
说“私有企业触碰着真实的文化”，不是鄙视国有企业，也并不是说国有企业没有真正的文化。而是说，由于垄断、补贴、资金实力及政商关系等等因素的存在，相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环境存在着诸多“不真实”的成分，无法象大部分私营企业那样全面、真实、痛楚地感受到社会文化及其变迁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私营企业的文化存在及其演进，能够真实地反映转型时期中国企业的真实生存环境。与这种“真实触碰”相关和可以延伸讨论的问题可以有这样一些方面。
1.政商关系：由于强大的公权力的存在，自古至今，商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就是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企业的生生死死和企业家的坎坷命运，也在持续演绎着这样的故事。这样一种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绝对属于“战略”的问题，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私营企业文化的存在与变化。
2.法律与法规：如同诸多学者在吴英事件中所讨论的一样，私营企业的成长，时不时地要触及现行的法律法规。在这些桎梏面前，生存还是死亡，不同的企业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也有着不同的归宿。
3.社会民众与舆论环境：在大部分的文化环境中，创富过程一般都会伴随着羡慕—嫉妒—恨的过程。目前的社会民众和舆论环境，已经逐步演化到了第三阶段，就是从原来羡慕富人、群起而致富，过渡到了“仇富”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私营企业家如何看待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采取怎样的态度，将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成败。目前来看，绝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家还不敢象佳能的掌门人御手洗富士夫那样希望国民改变些什么，因为2008年的王石给了他们足够的教训。
4.员工：上述三个方面，就是所有私营企业员工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大部分员工的职业价值观，就像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社会民众一样，处于一个转型、学习和变革时期。一方面，人们身上还存在着反对一切剥削、希望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大家也接受了一些基于市场经济的交换、市场、职业、契约等等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私营企业员工的管理，相比西方成熟市场条件下的企业来说，就多了许多教育甚至教化的成分。但是可惜的是，这些教育和教化，大部分还没有摆脱传统的思路。企业家赖以“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自然状态的多，向后看（力图从传统中找）的多，而睁眼看世界（学习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少。
5.企业家摆脱传统和创新的能力：上述所有方面，都需要落实在企业家摆脱传统和创新与创造的能力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不仅要有商业智慧，还必须具备足够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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